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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自由的黄金时代随着正统贵族之花的凋谢而衰残，蔷薇战争毁灭的不仅是兰开斯特家族（并非无懈可击的）王位要求，也毁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旧贵族，而这一阶级是主要的宪政平衡力量。胜利的约克家族，尤其是爱德华四世①，与他的模版路易十一②类似，酷爱与伦敦绅商共治，把国会（及其主力贵族）的消失当作王室的重大胜利。十四世纪是英法历史的分水岭，以前两地都保存着封建自由的构架，各阶级通过国会参政，往往联手反对国王，彼此都承认对方是王国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伙伴，以致托克维尔宣称：“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充满了彷佛从英国史摘录下来的片段”。路易十一与爱德华四世的绝对君主制政术有相同的目的：将权力收归王室独占，把各阶级（尤其是抵抗力最强的贵族阶级）摧为散沙，使之化约为政权治下被动的工具与国库征收客体。为此，抬高无根基、因而更为驯服的平民，贬黜习于桀傲不逊、易于以其传统威望对抗“国家理由”的贵族，是两位雄主共同的选择。伦敦的市民绅商并不比法国的第三等级更能抗拒与王室联手的诱惑，伦敦市的金援是约克家族战胜兰开斯特家族及其北国田猎贵族的关键所在。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次内战的社会学分野与长期国会时代边界相同而阵营相反，伦敦布尔乔亚是约克王朝绝对君主制的死党，以约克郡为中心的内地封建贵族扮演了兰开斯特王朝立宪政体与国会权利忠仆的角色，为抵抗其理论上的领主约克公爵而苦斗到灭绝。斯塔布斯博士③的统计告诉我们：“约克王朝的前二十五年仅有七次国会，后十三年只召开过一次国会，其中议期最长的也不过二三月，其所议事亦寥寥不足道”。国会政治已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完全可能走上法国三级会议面临的同一道路，沦为王国宪法中的植物人。约克王朝的八次国会为失去贵族领袖的下院议员留下了一幅可悲可怜的画像：第一次及最后一次的议事不过是确定王室年费，此后剩下的只有传统礼仪和媚术竞争，在大乱初定、国无战伐的状态下，无需筹款的国会已经没有其他作为了。到年亨利七世④重开国会，贵族只剩下二十九个议席，其中还包括若干新封贵族，必须以充分的恭顺报答王上恩典。国会空位期不断延长，暗示三级会议的命运不远。依赖传统和记忆维系的古老机构，只会因记忆的淡化和死灭而消亡。都铎家族的篡夺对国会植物人是一场绝处逢生的拯救，因为亨利七世及其继承人尽管酷好绝对王权不下于约克诸王，却认为尊重古老的宪法程序更有助于抹去篡逆的阴影，通过画定选区、操纵选举产生稳固的尊王多数派，比无国会统治更有利于王权。终都铎之世，这一政术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立宪政治就其定义就是尊重程序甚于实权的政体，只要古老宪法的形式能够保存其植物性生命，不像大陆各国一样被绝对主义革命粗暴地斩断，就可以耐心等待暂时被斩首的国民恢复元气，培养出新的精英阶级来接替正统贵族的宪政作用，绅士、市民、劳工将相继产生自己的贵族来填补这一空缺，从而使一度再度已经空虚的古老形式重新恢复其权力与威望。

1、EdwardIV（-），-在位，在位22年间仅召开6次议会，吸收骑士，法官，律师等平民参与抗衡大贵族的御前会议。

2、LouisXI（-），法兰西王国瓦卢瓦王朝国王，-在位，以诡诈著称，被称为“蜘蛛国王”，他使用分化挑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封建君侯们，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

3、WilliamStubbs（-），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切斯特主教和牛津主教，著有《英格兰政治体制的起源与发展史》，编纂有19卷史料集。

4、HenryVII（-），-在位，都铎王朝第一任君主。他解散了封建大贵族们的私人武装，但尚无能力建立常备军，倾向于使用外国雇佣军。他统治期间实行的财政方法完全打破了中世纪的财政制度，减少对议会的依赖，甚至亲自检查帐目，王室财富因此而极大增加。他在对外关系上长期坚持的政策基准是“不是角逐欧洲霸权而是谋求扩增贸易利益”。这一外交政策后来被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继承和发展。

16世纪的印刷业

hhh十六世纪是绝对主义革新的狂飙突进岁月，雄主、名臣、思想家辈出的年代，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①、法兰西的弗兰西斯②与都铎王朝互争雄长；马基雅维利、博丹③著书立说。冥冥中引导所有这些人的核心理念具有家族相似性：把贵族、教会领主、城市公社、阶级特权以及一切妨碍王国行政统一的历史遗留物送进黑暗中世纪的灵薄狱，把更好的新生活留给指点乾坤的哲人、体现国家的绝对君主、改良行政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者。首要任务是削平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用一个意志一个制度统一王朝以继承或联姻的历史偶然性取得的全部封地，用行政官僚、罗马法学家与王室常备军（雇佣兵）把它们融炼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未来多少世纪的民族国家在此刻确定了边界也凝成了民族性格，至今没有出现大的出入。一如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苏联作为模范国家，十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扮演了哈布斯堡帝国（后者又构成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的敌人兼教官）最可怕的敌人与最优秀的导师。法兰西斯·培根的“一个没有贵族调剂君权的纯粹专制国”能从数目财富相同的国民与国土中汲取最大的税款、组织最有效的官僚体制、供养最强的军队——这三者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硬道理，除了迂腐隐士高唱“天国不在此世界”的陈词滥调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君主可以忽视——从而以最大效能征服新的国土，尤其是（远比封建领主制更好地）整合新领土，将其转化为更大税源、更强行政、更可怕的军队。这一进程似乎可以无限延伸扩大，淹没了半个基督教世界的洪水难以阻止，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列国怎能守住罗马或维也纳？从达达尼尔到多佛的路，土耳其人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学习东方专制主义的富强之路是十字军后人的唯一选择。与晚期罗马帝国“内源性”的东方化不同，绝对主义新君主国有被动反应者灵魂分裂份额气质，反射出自己的出身——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欧封建废墟上的变形与妥协，类似明治帝国生于西欧民族国家与武家封建制度的综合。这种出身总是伴随着自卑自傲情意结，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传统、英法两国的意大利崇洋媚外加意大利猜忌毁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即由此生）。且看莎翁借约克公爵之口批浮薄惨绿少年“呆笨的岛民学步意大利风雅，学又学不像”④，出自十九世纪俄罗斯二十世纪中国土耳其国粹派之口，不也同样恰当？

1、查理五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卡洛斯一世（-），阿拉贡国王卡洛斯一世（-），西西里国王卡洛二世（-），那不勒斯国王卡洛四世（-），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哈布斯堡王朝极盛时代的主角，依靠联姻建立起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2、FrancoisI（-），-年在位，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是达芬奇等许多艺术家的资助者和保护人，也是查理五世的宿敌。

3、JeanBodin（-），担任过律师、检察官及法国三级会议代表，除致力于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外，对古希腊哲学、占星学、地理学及物理、医学均有造诣。他发展出一套绝对主义的主权理论，著有《共和六书》等。

4、约克：不，他的耳朵已经被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塞住了。他爱听的是淫靡的诗句和豪奢的意大利流行些什么时尚的消息，它的一举一动，我们这落后的效颦的国家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摹仿。（《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

马基雅维利

hhh绝对主义认为必须扫除的，正是立宪政治赖以生存的。它像一剂运动员兴奋剂，能在最短期限内透支最大体力，却不能拒绝用未来的健康为这种“浮士德契约”付账。任何来源的历史记录都显示：奉行绝对主义越早越彻底的国家，越早达到其霸权制高点，也越快陷于崩溃，末日的血腥恐怖也与其霸业规模成正比。意大利各小邦霸君、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精确地依照这一定理规定的先后顺序走向刑场，把未来留给了英国与后起的北方列国、日耳曼斯拉夫列国，后者也将自行面对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以新旧各种形式出现的国家中心主义富强速成术，同时自我判决了早衰或长寿的命运。至于都铎英国，不如说出于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小偶然事件，走上了西欧、也许是全人类最特殊的历史路径。

hhh亨利七世吝啬、刻毒、猜疑的朝代对于正统贵族、尤其是对于无论兰开斯特或约克的血亲，是一个屠场；对农民是恢复元气的甜睡；对布尔乔亚是垦荒宅地的天赐弘运；对欧洲是孤立主义不预盟会的寂静。他用罪恶之手铲平荆棘，让子孙享受富丽王权的佳果。决定历史形象的人民意志是如此强大，竟然把他的一切不仁不义、包括灭绝末路王孙、特别是塔内婴儿的罪行完全泼到他的受害者、被篡夺的正统君主理查德王①身上，让黑白颠倒的秽史主宰了万国和后代。无他，民族的集体记忆公正地判断，他尽管出于强干弱枝的私心，毕竟为“壮健的英国自耕农”、“恪守古风的英国小店主”除去了颈上的磨石，而这些人正是横行七海英语各民族的种子。当亨利八世②在年召集不再有分庭抗礼的贵族领袖出现、挤满了感恩戴德的乡绅与市民的国会时，他完全可以轻视（如同一切篡位者一样）满脑子都是不必要的谨慎的先王，更轻视先王创设的一整套以郡宰为操盘手的修改或捏造选区、选民的技术——这些技术还要被更多的君主发明或引进无数次，完全坚信自己的要务不是削弱而是指导、扶持、保护这些受宠若惊的忠仆。弗兰西斯·培根总结道：“诸神谋困宙斯，宙斯问计于阿西娜，乃召百臂神布里瑞亚斯为助。神话确切地显示了为人君者若能拥有百姓的拥戴就会多么安如盘石。”托克维尔则回顾道：“封建君主无多实权而神圣尊严，近代统治者权重而不受尊敬，然而两者之间有一过渡期，人君既像先王一样神圣又象后王一样有权”。都铎盛世的大有为君主，和大多数站在幸运之轮顶点的凡人一样，先是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的合法权利，最后又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崇高美德应有的回报，在充分挥霍遗业、预支未来后，把清偿义务留给了继承人。

1、RichardIII（-），-在位。爱德华四世之弟。在和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的交战中由于部下叛变而败死。理查三世在都铎王朝人士的笔下被描写成肢障者，这在当时被视为是邪恶人格的象征，但随着年理查三世遗骸的出土，传闻中他萎缩的手臂、跛脚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还有传言说他杀害侄子爱德华五世（“塔中王子”）即位，但此传说的最初出现在约克王朝覆灭后廿年后，正式流传下来的版本出自亨利八世任命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所著的《理查三世传》。各个时代都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或翻案讨论，英国女作家约瑟芬·铁伊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历史推理小说《时间的女儿》，以缜密的推理和一位大英博物馆的美国员工提供的资料推翻理查三世罪名，并怀疑亨利七世才是凶手。

2、HenryⅧ（-），-在位，他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在他统治下，英国王权达到顶峰。亨利八世是民间传说“蓝胡子”的原形，他娶过6个妻子并休弃两位、处死两位。他的第一任王后是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他为了与凯瑟琳离婚，让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

都铎盛世

hhh最受信任、最易操纵、繁忙活跃、急于表现忠心的国会议员有惊无险获得了新的特权。年理查德·斯图洛特—加龙省—加龙省—加龙省法案（亨利八世四年第四号议案）确定了国会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原则，日后这一特权将成为国会反对君主的利器，然而当时亨利八世及其政府绝不认为保护其最忠顺臣民对自身有丝毫不利，毫不犹豫地给予裁可。斯图洛特—加龙省—加龙省—加龙省原为德本汉姆郡普林皮顿市的市民代表，因康沃尔开矿经营权纠纷而入狱，此中是非可以不论，但此案颇能折射出布尔乔亚绅商在绝对君主制为他们解脱封建之轭后，大政奉还君主、庶民全力生财的社会氛围。这种行为模式对富国强兵大有为政府来说绝不是不受欢迎的，但以思想保守、动用通国产业三分之一供应福利事业、以施恩于赤贫游民为灵魂救赎不二法门的天主教会观点看来：撒旦的门徒正在猖獗，属于上帝的国度正在被恺撒和玛门分割，救主基督的教会、也就是穷人的教会不可能逃避牧人对对羔羊的责任，冲突实难避免。蓝胡子国王的离婚案只不过是众多早晚要爆发的热点中被命运之神选中的一击而已。从教会的观点判读：这恰是新时代的贪婪自私、将不正当的朝三暮四的世俗欲望置于真正信士终古不灭的灵魂幸福之上的绝好标本。又到了该从羊群里逐出黑羊的时候，追求基督天国永恒幸福的虔诚信徒终不能与伪装基督徒而一心只求尘世珍宝的撒该都人同流合污。在这场决斗中，一如既往，穷人、天真纯洁的人、虔诚正直的人赢得了天上的永恒之国，把地上王国和地狱烈火留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hhh从绅商市民的观点看，正统贵族与僧人对游手好闲之徒的变态热爱，无非是以以糜费国民公共产业来维持特殊利益集团。蔷薇战争让骄纵的正统贵族自相残杀同归于尽，象“立王者”沃里克伯爵①这样田联郡县，日以残羹养光棍闲汉以千计的“乐善好施者”终于去了杰哈布之流该去的地方；象帕斯顿家族②这样克勤克俭的富农新绅士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不过最大的“乐善好施者”显然是救主基督的教诲本身，很少有人愿意自居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党徒，时代所需要的显然是某种能把尊崇基督与敌视教会辨证地结合起来的学说，以享受该学说创始人的荣誉为毕生追求，为了争取在火刑柱上作最后祷告的机会而牺牲一切的志士们确实也层出不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比一切人类剧作家更天才的全能上帝改变了剧本，以地道马基雅维利主义手腕为教会消灭了无数“不从圣教者”的国王，发现为了一场根本不是自己首创的三角恋要求教会作同样马基雅维利式回报时，教会居然表现出十足正人君子整顿风俗的嘴脸。作为政界老手，国王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双方合作的利润已由教会安全分享后，承担罪名的需要将由世俗政权来独当了。封建欧洲的王公遭受这种待遇早已不是第一次，仗着基督的护佑，教士已经习惯于享受作为正义化身审判同谋犯的乐趣。正如好色者格外热爱贞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沦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害者后格外痛苦，圣公会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与别派新教会炫耀其“殉教圣者的鲜血”种子不同，“屠杀圣者的蓝胡子”为情妇开创的国教会并不比内华达州的教会更适于文宣家施展高调，因而一开始就走上了“伊拉斯谟斯主义”、“国家全能论”的路径。无光荣历史者好言中庸、百无一用者好任文员，故“我英伦教会自始即从中道，乃其明智所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宗教事务部长”。

1、RichardNeville，16thEarlofWarwick（-）英格兰大贵族，玫瑰战争中著名的立王者。年帮助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登基，后来又使被废黜的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恢复王位，最后战死。

2、居住在英格兰东盎格利亚地区的诺福克，从红白玫瑰战争时代到都铎王朝时代，该家族由乡绅到封爵，步步上升。

坎特伯雷座堂

hhh国王亨利与诗人怀亚特①的三角恋葬送了沃尔西僧正②的宝冠与莫尔大法官③的头颅。犹如波兰的瓜分唤醒了波兰的民族认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魔劫唤醒共产主义的精灵。莫尔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阿奎那的劳动价值论都是绝对主义世纪的产儿，它们的驱动力正是文字的反面：被富强、荣耀、身后名望之类异教价值观折磨的旧派基督徒君子的灵魂在哀鸣：“我的救主，为什么你又要抛弃我？”每当世道速变，社会共识破裂，传统信仰不足以茅塞人心，最缺乏应变能力的穷人被逐出共同体外，这样的呼号就会重新响起，号称复古的人往往是维新者，呼唤未来的人怀恋的却是过去。

hhh没有人会比篡位者和滥权者更热衷于维护法定称序的每一细节，最为专制的都铎王朝最跋扈的君主借助奴性最强的国会以最可尊敬的程序通过的教诲法案、至尊法案、上诉法案、继承法案完全有资格成为法学家及国会史家耐心把玩的珍品。年改革国会的议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难望其项背的积极性为王前驱，尤其表现出值得嘉许的忠顺：急不可耐地对国王敌人作出比国王拟议中更严厉的惩罚。日后伊丽莎白朝的国会殷勤地通过决议：“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都有权砍掉外国君主的头，只要‘我们敬爱的童贞天后’有此愿望，不过是尊重父王一朝的成例而已。

1、ThomasWyatt（-）英国诗人，历任亨利八世枢密院官员、驻西班牙大使、海军司令等职位。年被封为男爵。因被怀疑与安妮·博林有过一段恋情，被关进了伦敦塔，后来被释放。几年后，又因为受人诬告以叛国罪重新被关进伦敦塔。

2、ThomasWolsey（约-），枢机主教、枢密顾问官、大法官，亨利八世的重臣。他扩大了星室法庭的裁判权，通过各种手段开辟新的财源，权倾一时。年，亨利八世打算同王后凯瑟琳离婚，另娶安娜·波琳为妻，派沃尔西将此离婚案上报罗马教廷。这时的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受制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查理五世又是凯瑟琳的侄子，他反对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教皇为结好查理五世，否决了离婚案。亨利八世迁怒于沃尔西，沃尔西被传唤到高等法院受审，在回伦敦途中病死。

3、St.ThomasMore（-），《乌托邦》、《国王理查三世本纪》的作者，曾当过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议长、大法官。年，迷恋于凯瑟琳皇后的女官安妮·博林的亨利八世命令沃尔西主教向教皇申请离婚，未能成功。年，亨利将沃尔西撤职，由莫尔继任。由于亨利八世开始拒绝承认教皇有权管理全部基督教会，莫尔与他逐渐产生矛盾。年，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年，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后与安妮·博林结婚。莫尔拒绝参加安妮·博林的加冕典礼。次年，议院通过《至尊法案》，宣布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全国臣民都要宣誓承认，莫尔拒绝宣誓因而被关进伦敦塔。年7月，莫尔被处决。年，莫尔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封为圣徒。

T?uferdisputation

hhh年国会议期长达七年，对于趋炎附势的橡皮图章而言是颇不寻常的。四大法案是教会与中世纪社会的死刑判决书，也是宫廷权贵瓜分公共资产的动员令，残酷无情的新时代开始了。国会向失去供养者的底层慷慨奉送严刑峻法，却不得不面对圈地逻辑由不动产、公产开始，终不免进入商业领域的难堪前景。从权贵阶级的角度看，恩出自上，教会产业、公共土地与商业包卖权无多差异。自然，都铎英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腐败贪婪名垂竹帛，因为封建初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事务与公共开支概念，而被前朝汲尽了资源的斯图亚特君主已经只能以无需成本—预算的生徒精神自慰了。弗兰西斯?培根能自承赃私同时自居正人与贤哲，可以视为时风的镜子。伊丽莎白朝戏剧的夸张宏丽，也只能在一个以挥霍为关键词的宫廷社会雨露之下才会成长。

hhh只有罗马与拉丁文圣经能维持教会的统一，王室毁弃天主教会并不能使国教会取代她的位置。国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拉锯战必然为雨后蘑菇般疯长的分裂教派提供空隙，被遗弃的下层阶级的苦难自动转化为激进清教团体。布道词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贯穿都铎一朝的圣经翻译之争就是这场剧变的活证词。受操纵的国会自然不会吝惜加强王权、镇压异端的各种法案。丑名远播的“剥夺公权法案”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不经审判不出示罪名即杀人，也是在都铎王朝得到最初及最大范围的滥用。这些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由”原本是绝对主义时代王权膨胀的西欧普遍现象，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加强专制权力的议案都是由国会、特别是由习惯于只作账房不问政事的下院通过的。尽管以绝对主义基本原则，抬高在下的，贬斥在上的，市民比贵人更适于充任王权盟友，大陆第三等级从狮子伙伴的口中得到的通常是经济或社会的实惠而不是法定程序上的抬高。在对封建自由与贵族特权的灭亡表现幸灾乐祸之余，比英国市民实力更雄厚的欧洲布尔乔亚忘记了城市自由与市民特权也同时消失在新君主国的血盆大口中。利用比上院更易于控制也更急于表忠的下院议员作表决机器是亨利八世的妙计，于是国会在实质权利降至最低点的同时，其法定程序的完美达到最高点。而且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程序上也在实质上）都掌握了超过上院的国事决定权，同时并未丧失原有的财政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会的权能分割，一如选区制度，都是都铎专制的政治遗产，虽然日后这笔遗产使用的方式与其设计师意图大相径庭。所谓“英国源远流长的古老自由”就是诸欧共享的封建自由与绝对主义新潮的历史平衡点。绝对君主制的失败将导致一个海上的波兰，其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将毁灭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同时毁灭民族国家的胚胎。封建自由的失败将导致凡尔赛式行政官、常备军统治，甚至可能开辟通向东方专制主义之路。这一平衡点是由一系列无法设计、无法重复的历史偶然与地缘形势造成的，犹如纽芬兰渔场的昌盛有赖于寒流与暖流恰到好处的相持，是一种超乎人力所及的历史宿命，人类可以认识而无法创造、可以利用而无法掌控、得缘甚难而失时极易的低概算现象。

hhh正因为对国会选举的操纵得心应手，亨利的专制主义乐于给予忠仆议院更多优惠，不下于往日更为独立的国会以自身力量争取到的权利。年王室主动授予国会言论自由权，年议长才请求将此项恩典纳入定例，次后就永远成为国会的权利。年普利茅斯选区议员与伦敦市的诉讼中，国王袒护下院，宣称即使国会的僮仆也在国会特权的保护之下。这种联盟关系从社会阶级视角看与法兰西王—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极为相似，却是以尊重古老程序、只改变议员阶级成分而不是破坏历史传统、中断国会（三级会议）的方式实现的。实质相近而形式相异的起点引向实质与程序皆分道扬镳的结局，或许那些主张掌握实质就可以轻视形式的历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太信任人类的理性、太低估无形无文不可表述的历史隐力量了。

hhh亨利八世及时的驾崩结束了王权上升通道，（不经国会即成立的）王命法与（无需证人的）大逆罪随风而逝。爱德华①、简·格雷②与血腥玛丽③的政府都不过是脆弱的宫廷派系联盟，政令反复无常，不足以维持威信。王室一呼、议员百诺的盛况不再。尤其是血腥玛丽与西班牙的联姻带来天主教复辟的危险，也使瓜分教产的受益人体会到切身的痛苦。“与其得到正教而丧失（教产）土地，不如信奉邪教而保留土地”，这就是下院对血腥玛丽的答复。国会与君主属于敌对的教派和党派，是绝对君主制毁灭、立宪君主制复古维新的直接原因，玛丽就是詹姆斯二世④的预演，她的早逝或许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内战。

1、EdwardVI（-），-在位。他是亨利八世和第三个妻子珍·西摩的儿子，也是英格兰首位信奉新教的统治者。继位之初由舅父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摄政，后由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摄政。他年轻病弱，并未遗下任何子嗣，死后由他祖父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简·格雷继承王位。

2、JaneGrey（-）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的长女，外祖母玛丽·都铎是亨利七世的女儿、亨利八世的妹妹。年7月6号，英王爱德华六世去世，简·格雷被推为国王。7月19日英国议会将她废黜，拥立玛丽一世为女王。次年在伦敦塔内被秘密处死。

3、MaryI（-），-在位。她的父亲是亨利八世，母亲是凯瑟琳王后，丈夫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玛丽一世是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即位后在英格兰复辟罗马天主教，下令烧死约名反对人士，有“血腥玛丽”之称。玛丽一世死后，她的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她的继任者伊丽莎白一世所颠倒。

4、JamesII（-），-在位。他是最后一位天主教的英国国王，在光荣革命中被剥夺王位。。

印有“血腥玛丽”侧面像的硬币

hhh宗教争议把锐气注入一度气息奄奄的国会，新教承担了民族主义与社会激进主义的双重使命，使“反对党”、“两党竞选”的概念登上前台。爱德华六世的政府采用与先王相同的方法（重画选区、圈定傀儡议员）扶持王党，取得的成效大不如前。年大选在幼主明发上谕于各郡各市长吏、指定候选人、以特惠收买伦敦市、以王室代理人直接助选的片面造势中展开，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选民公决。耗尽威望的王党面对不可信任的国会、垂危的君主、天主教与清教激进派的叛乱这三重噩梦，根本无力坚持国教中庸主义。

hhh死亡及时解脱了爱德华王及其辅政大臣，天主教党人玛丽迅速清洗了简?格雷及其微弱的“延续宗教改革温和派”政府，解散了煞费苦心才组成的新国会，公开宣布以武力执行“全有或全无”的天主教强硬派路线。年大选是在官方恐怖和迫害的血腥气氛中举行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实的反对党多数。中庸不能立足，王室国会形同敌国，王党依靠西班牙津贴与非法的勒索勉强维持，一再破坏议员特权以清除激烈分子，却终归无法迫使国会取消伊丽莎白公主①的继承权。事实上，立场与希望蒙蔽了玛丽的眼睛，使她看不清这些失败正是她最大的恩人，她本人及其重臣的人身安全都系于新教继承人的生存，唯有合法继承将自动结束恐怖统治的希望能防止内战或政变。倘若玛丽有嗣或伊丽莎白早亡，日后降临在查理一世②或詹姆斯二世朝代的剧变就要提前上演了。

1、ElizabethI（-），-在位。她是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儿。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一世在位时，逼迫伊丽莎白改信天主教，伊丽莎白表面上虽然皈依，但内心仍然是一个新教徒。玛丽虽然对此非常不满，但自己婚后长期无子，最终不得不接受伊丽莎白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

2、CharlesI（-），-在位。在两次内战中被议会军击败，以叛国罪被处死。

hhh伊丽莎白的朝代是亨利八世的回光返照，一面以宗教改革温和派的中庸立场调和四分五裂、积怨日深的国民；一面重申绝对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国会是王朝的辅弼，绝不是君主的同列。从礼仪方面看，她达到了目的，主要因为国会多数派是她的友党而非反对党。但在实质方面，亨利八世是（取代兰开斯特王朝封建国辉的）绅商国会的恩主、保护人和教师，伊丽莎白却是依靠国会的保护才得以维持生命与王冠的，她的强大主要建立在国会对前朝恐怖统治的畏惧之上，这种警戒心理巩固了伊丽莎白个人的地位，却削弱了王朝的地位，使得国会不可能不自卫性地干涉政务、乃至干涉伊丽莎白最不容人插手的婚姻、继承问题。伊丽莎白朝的财政基础也是远为脆弱的，圈地时代的公共资产瓜分已经养大了宫廷恩幸的胃口，封建千年的积累在一代内就挥霍殆尽了。在牺牲了教会与劳苦阶级的资源后，将圈地逻辑延伸为下一步牺牲绅商市民、瓜分商务垄断权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然而这种操作终将把布尔乔亚由王朝感恩戴德的盟友变成死敌，一贯比伊丽莎白本人更忠于伊丽莎白的国会竟然为了“钦赐专卖权”而喊出“面包不在内么？”的反调。伊丽莎白以其灵活身段撤回成命，买到了议员感激淋漓的忠心。不过一如既往，受益的是她个人的统治，损害的是王室的权力基础。

hhh下院的权力源于其筹款责任，凡是加大王朝财政开支的政事必然会顺理成章地扩大下院的权力，这是英国历史及西欧封建早期历史的通则。伊丽莎白被同时代君主及名流蔑视为吝啬、贪婪、怯懦、犹豫不绝、好耍手腕以避免摊牌、缺乏英雄气概，多半是出于对以上定理的领会，而非出于个性或性别因素。然而形式强于个人，哪怕是君主。竞逐富强的欧洲、宗教战争的欧洲已经不能允许英国置身事外，最爱以外交手腕避战的君主承担了诺曼征服以来最能关涉国运的决战。多数历史学家看到的是胜利的光荣、大国的兴起，伊丽莎白却在大发牢骚“每个人都会从战争中发财，只有朕负责亏累”，并忙于毫无骑士精神地克扣军饷、抚恤金，以求减少亏损。民族的光荣是王室的财政灾难，大国的威信意味着大国的责任，大国的责任意味着螺旋上升的军费，王室残余遗产典空卖尽，索款于市民，与国会决裂，光荣的道路笔直地通向（绝对君主制的）坟墓。绝嗣的盖世雄主伴随史无前例的荣耀下葬之日，等待着苏格兰继位者的不过是已被预支的未来。

伊丽莎白之墓

hhh伊丽莎白对国会制度的主要遗产是增设六十二个自治市选区，目的仍不外乎增加王党议员的力量，但是操纵选举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技术因素而是社会形势。都铎初年反对正统封建领主的绝对君主国—布尔乔亚联盟时代，士绅的国会必然是积极的保王党，无需乎操纵。自宗教改革分裂国民，失去教会和公共资产赡养的下层阶级繁殖出激进的众多不从国教者以后，官方操纵只会刺激国民感情，加速党派分化与激进化。伊丽莎白能作反天主教各派的共主就能保证其权威，即使她对冒犯君威者作个别打击也无妨。她的“选区政治几何学”规模大于前王而成效递减略近于无，直至十九世纪国会改革再没有人复制，因而都铎末年选区制成了最长命的选区制，定格于都铎朝的不仅是国会选区，还有教区的牧师—乡绅—自耕农三元结构、巡回裁判所体系、枢密院仲裁，以后的政争滞留在上层，不曾扰乱社会的植物性神经系统，颇有助于减少马基雅维利主义，愈合党争创伤。

hhh在指引诸文明与诸民族盛衰的无形力量中，自由与组织、自治与他治的平衡与流变始终居于枢轴地位，为此创造的众多学说，大体皆可纳入两类：其一，判读自由为根植于人性核心、先于历史与文字而存在的原初法则，也是文明生长和生存的原始动力，只能变形而不能消灭。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的命运取决于顺应或压制其不能创造、不能控制的法则和力量。通常，自由制度是民族童稚及青春活力的标志，专制则是起源、路径各异的诸文明垂老、衰竭的共同归宿，立宪政体大多是文明鼎盛之夏的产物，也是尽可能长保青春延缓衰老的王道，然而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及早、至少是在为时太晚之前享受其利益。其二，认为自由是高度复杂的组织体系达成动态平衡的产物，这些组织只有成熟而文明的民族才能培植和运用，决不可能存在于原始简陋的组织中，诸文明发育越成熟完善，越有可能享受其美果。虽然确有某些民族出于制度或文化的缺陷，其培养复杂组织的潜力先天不足，像沙漠边缘的土地，将注定很晚才能结出苦果，甚至永远不可能结果。古今万国探讨政制与自由的史家，大多不能自外于以上两条路径。月旦两种理念的高下，不是笔者的意向所在或能力所及，而且二者也可能并非截然对立而可能是相反相成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粗略地展示一条（由于历史偶然性而比较完整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引向以下命题：历史脉络若不是大于或广于，至少也是部分地外在于人类设计的逻辑，如果不作系统的改造修正，是不可能纳入逻辑自洽的线性理论体系的。

参考书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巴特费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戴雪《英宪精义》；梅因《古代法》《古代法与习惯》；穆勒《英国政府的历史考察》；哈罗德·伯尔曼《法与革命》；亨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格兰维尔《英格兰王国的法与习惯》；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世纪晚期社会经济史》；爱德华·普利瓦《英国国会史》；泰格-利维《法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阿克顿《自由与权力》；G.B.亚当斯《英国宪政史》；约瑟·坎宁《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屈勒味林《英国史》；约翰·卡农及安·格雷夫斯《英伦列王》；阿瑟·埃恩斯《都铎王朝治下的英国》；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休谟《英国史》；麦考莱《文集与讲演》《英国史》；肯尼斯·欧·摩根《牛津英史》；蒋孟引《英国史》；阎照祥《英国贵族史》《英国贵族体制研究》；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钱乘旦、许觉民《英国通史》；杨豫《西方史学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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