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终极追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

[英]罗杰·瓦格纳[英]安德鲁·布利格斯著，杨春景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4

人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所以他是一根芦苇，但他因为会思考，可以囊括宇宙，可以通向无穷，这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全部尊严。——帕斯卡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中，发现氩的约翰·威廉·斯特拉特（JohnWilliamStrutt）、发现放射性半衰期并将放射性物质命名为α射线和β射线的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借助质谱仪发现了大量非放射性元素的同位素，并阐明整数法则的弗朗西斯·威廉·阿斯顿（FrancisWilliamAston）、历史上第一位人为分裂原子核的人，证明了原子结构理论的欧内斯特·沃尔顿（ErnestWalton）、与沃森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发现脉冲星的物理学家安东尼·休伊什（AntonyHewish）……这些诺奖得主均来自同一个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Laboratory）。该实验室是剑桥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个系，自年至年这个实验室共产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

卡文迪什实验室由电磁学之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于年创立，年建成。当时资金匮乏，由时任校长威廉·卡文迪什公爵私人捐助英镑才使得实验室落成。这所实验室完全按照麦克斯韦的规划设计，实验室入口异常巨大的橡木大门上雕刻着古老拉丁语书就的铭文：MagnaoperaDominiesquisitainomnesvoluntatesejus，意为：“上主的化工确实伟大，凡喜爱它的必须探察”（咏：2）。年，有人写信给麦克斯韦，请他从科学角度阐述创世纪中一节经文的看法，问他是否认同用“以太”来解释天主创造光之前的状况。麦克斯韦回信说，以推测度最高的科学假设绑架圣经经文的解释是一件不值得做的事。他敏锐地意识到科学理论的临时性，正如帕斯卡在《思想录》里所表达的，人类渴望找到坚实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建造无限高的塔楼，但是科学不能提供这个基础。我们不应该将人类提出的理论误认为是绝对真理。

年11月1日，患有晚期癌症的麦克斯韦已卧床不起。当神父来送圣体时，麦克斯韦根据自己的记忆用苏格兰口音不断地吟诵乔治·赫伯所作的五节诗歌：“圣洁环绕头顶，光明和完美佩戴胸前，基督校准我所信，众人，请就近；亚伦已穿戴整齐”。

一位科学伟人在他人生最后的片刻，沉浸于坚定的信仰之中，哪怕病痛吞噬着他所有的意志，仍然不忘他心中的美好期待。

时光荏苒。20世纪末，过度拥挤的结构难以满足实验室的需求，剑桥大学决定弃用位于自由学院路上的老实验室，另辟新地打造一所崭新宽敞的实验室。年，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布莱恩·皮帕德爵士发表过一篇关于实验室历史的文章，里面写道：“年，一位有着虔诚信仰的研究生在搬入新楼后不久就向我提出建议，建议在大门入口处用英文展示与老实验室大门同样的铭文。我向他承诺会将这个建议提交给委员会。我原本认为他们会否决这个建议，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这个想法。”这位有着虔诚信仰的研究生就是安德鲁·布利格斯，即《次终极追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一书的作者之一。这本书是一幅蔓延数万年的历史画卷，一端是昏暗的洞穴壁画，另一端是瑰丽的量子物理科学。虽然主要部分是关于科学史，由两名作者联合著成，另一位作者却是一名画家。科学与艺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领域，却有着共同的渊源。正所谓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要解答科学实验室大门上为什么会有一句圣咏铭文，就必须进入人类对世界探索的漫长历史之中去寻找答案。

作为画家，《次终极追问》作者之一的罗杰·瓦格纳难免质询：人类绘画的技能源于何处？最早的绘画作品可以追溯至史前人类的洞穴壁画，约三万年之久。壁画形式多样，展示着当地食物和狩猎的记录，稍后期的壁画则与巫术、死亡和生育仪式有关。人类文明的伊始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具备宗教意识。大量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相关证据表明，从史前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的所有社会阶段几乎都是由追求形而上之事的故事和实践组成的。而这种“终极追问”反过来塑造并激发了人类探索周围物质世界的兴趣，这种兴趣被本书作者称之为“次终极追问”。

年12月下旬，一艘名为小猎犬号的船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向未知的世界进行探索。达尔文以一名不领取任何报酬的博物学家的身份，带着一架显微镜、一把地质锤和一把手枪上了船。这次长达五年的水文勘测探险航程促使达尔文收集了非常多的样本，他记录了很多所见所闻，而这些内容最终凝聚成他的思想成果，《物种起源》一经出版即引起整个欧洲的轰动。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所带来的问题如此紧迫以至于整个欧洲都陷入到一场大辩论之中。有的人尝试把自然进程的事实与创世纪调和，有的人则对物种起源理论嗤之以鼻，也有人追随达尔文的观点逐渐脱离基督宗教信仰。年6月下旬，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举行第三届大会，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物种起源》一书进行辩论，各方都兴致高涨。时任协会秘书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解剖学教授的亨利·温特沃斯·阿克兰（HenryWentworthAcland）担心这种争论会有损科学的声誉，也令宗教信仰受害。因为这种争论带来的问题会在思想狭隘的人之间爆发，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将技术性的动物学知识与人类的本性相混淆。为此阿克兰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孔德。孔德认为唯一可靠的知识是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的科学知识，人类已经经历了“神学”或“幻想”的所谓形而上阶段，当前处于“科学”和“实证”的阶段，需要抛弃超自然的信仰。阿克兰常常告诫人们，今天的科学不会是明天的科学，也没有人认为圣经的解释或自然科学的现状是终结性的。阿克兰完全尊重科学，但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像孔德那样藐视宗教。诸如威廉·哈维、牛顿、帕斯卡等早期科学先驱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根据自己的发现描述宇宙。他们的经验主义方法受到这样一个信念的启发，即在宇宙中的确存在一种神圣的秩序。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是不合逻辑的，实际上它们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并激发了这种推动力。作为医学家，对阿克兰来说这种宏大的思想起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神学家各自提出的问题差异很大，但它们具有相关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努力认识自然世界的经验知识。

其实18世纪末欧洲社会有一些极端崇拜牛顿的人们，有人主张设立大牛顿参议会作为地球的最高权力机构，废除所有的神职人员，建立“牛顿庙”来作为崇拜中心。牛顿的形象成为理性主义者的象征，然而这一形象却与真实的牛顿本人相去甚远。牛顿的学生赛缪尔·克拉克（SamuelClarke）每每提及天主之名时总是深怀崇高的敬意，他直言这是受到老师牛顿的影响。据悉，牛顿收录过多达30多种版本的圣经，他还建立了一个“慈善恩惠”的机构，把大量圣经分送给穷人。认识他的政治学者洛克评价过牛顿在神学方面的造诣很高。如果考察牛顿的大量著作就会发现，牛顿认为自己的物理学研究和神学研究的动机是一致的。牛顿在一本笔记中写过：“没有神的启示根本无法认识神，但是通过自然的框架可以认识神。”牛顿反对那些持有“物质总是基于其性质而必然存在”观点的人，他认为“这个如此多样化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发现的各种形式和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由天主完全自由的意愿指挥和主导的。”与牛顿一样心中怀有对天主的敬畏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本书提及的人物名单可以罗列一长串，作者通过对历史资料和文献进行细致的查阅研究，已经逐一写进各个章节。这些开创现代科学、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擘们仿如夜空中闪烁的璀璨星光，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他们被信仰所激励。

抛开此书，回到现实层面，目前科学的去向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因为时下的人们离信仰时代已过于久远，我们对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其初期的进展一无所知。我们陷入到狭隘的思想之中，将科学与神学对立，自诩为掌握了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不再畏惧自然，自认为可以走进宇宙，所向披靡。信仰时代真实的历史已被遮蔽，我们不再去追问科学先驱们的好奇心来自何处，不去探究他们的精神生活。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越来越失去耐心，以至于许多人认为科学探索的动力就是来自利益的驱动，即所谓人类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这种功利性的视角无法在历史真相面前站住脚跟。许多科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并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以及更为具体的应用方案。纵观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是意义而不是利益驱使人类的好奇心探索宇宙、发现自然，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