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福柯著《疯癫与文明》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前言帕斯卡（Pascal）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0ievsky）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即它在真理领域中永久确立起来之前，它被抗议的激情重新激发起来之前的确立时刻。我们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是一种尚未分裂的对区分本身的体验。我们必须从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述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无疑，这是一个不愉快的领域。为了探索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抛弃通常的各种终极真理，也绝不能被一般的疯癫知识牵着鼻子走。任何精神病理学概念都不能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模糊的回溯过程中尤其如此。建构性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而不是在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述的科学。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不再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因此，我们在谈论那最初的争端时，不应设想有某种胜利或者设想有某种取得胜利的权利。我们在谈论那些重新置于历史之中加以考察的行动时，应该将一切可能被视为结论或躲在真理名下的东西置于一旁。我们在谈论这种造成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裂、疏离和虚空的行为时，绝不应依据该行为所宣布的目标的实现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疯癫的人与有理性的人正在相互疏远，但尚未判然分开的领域。在那个领域中，他们用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前科学语言来进行关于他们关系破裂的对话，用一种躲躲闪闪的方式来证明他们还在相互交流。此时，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们区分开。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古希腊人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特拉西马库（Thrasy－machus）与卡利克勒（Callicles）的存在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语言流传下来时已经被苏格拉底（Socrates）那令人放心的论辩包裹起来。然而，在古希腊的逻各斯中没有与之相反的命题。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正如“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总之，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博斯（HieronymusBosch）之前，它早已伴随着西方文化，而在尼采（Nietzsche）和阿尔托（Artaud）之后仍将长久地与西方文化形影不离。那么，隐藏在理性的语言背后的这种对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遵循理性的纵向发展历程，而是试图追溯那种使欧洲文化与不算做欧洲文化的东西相对照的不变分界，并用其自身的错乱来确定其范围，那么这种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呢？我们所进入的领域既不是认识史，又不是历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论的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逻辑，因为只有在这种区分之外因果才有价值和意义。无疑，在这个领域中受到质疑的是一种文化的界限，而不是文化本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领域呢？从威利斯（Willis）到皮内尔（Pinel），从拉辛（Racine）的《奥瑞斯忒斯》到萨德（Sade）的《朱莉埃特》和戈雅（Goya）的“聋人之家”的一系列疯癫形象，构成了古典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疯癫与理性之间的交流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时代的语言。在这段疯癫史上，有两个事件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一种是年（法国）总医院（HopitalGénéral，又可译为“总收容院”）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是年解放比塞特尔收容院的带镣囚禁者。在这两个不寻常的而又前后呼应的事件之间发生了某种变化，其意义含混矛盾，令医学史专家困惑不解。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在一种专制制度下进行的盲目压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透过科学和慈善事业逐步地发现疯癫的真正真相。实际上，在这两种相反意义的背后，有一种结构正在形成。这种结构不仅没有消除这种歧义性，反而决定了这种歧义性。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中世纪和人文主义的疯癫体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完全归结为精神疾病。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评注的行动，一种当下的知识，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第一章“愚人船”在中世纪结束时，麻疯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在各个城市的入口，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地方就属于“非人”世界。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麻疯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疯病人的城市遍及整个欧洲。根据帕里斯的说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麻疯病院多达一万九千个。但是，早在14世纪，这些病院就开始逐渐闲置了。麻疯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疯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疯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虽然麻疯病人被排斥在这个世界、这个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一些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统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这种东西很快就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就是“愚人船”。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当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此时，这个重大的神话主题获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会中广为流传。时尚欢迎这些舟船的故事：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ChamPier），年创作了《五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vanOestvoren）于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Brant）于年创作的《愚人船》。然而，在所有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讽刺意味的舟船中，只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过。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这种习俗在德国尤为常见。15世纪上半叶，纽伦堡有63个疯子登记在册，其中31人被驱逐。其后50年间，据记载至少有人被迫出走。这些仅仅是被市政当局拘捕的病人。他们通常被交给船工。年，在法兰克福，海员受命带走一个赤身裸体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15世纪初，美因茨以同样方式驱逐了一个疯人罪犯。有时，水手们刚刚承诺，下来，转身便又把这些招惹麻烦的乘客打发上岸。法兰克福有一个铁匠两次被逐，但两次返回，直到最后被送到克罗兹纳赫。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愚人船”驰入它们的港口。揭示这种习俗的确切含义并非一件易事。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先集中收容疯人的是一些圣地，去这些地医院组织的。医院的资助。这些萦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我们可以推测，在某些重要城市——旅游和贸易中心，有相当多的疯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带来的，而在这里“丢失”了。这就使他们的家乡摆脱了他们。很可能的是，这些“非朝圣地”与那些将病人当作香客来接待的地方逐渐被人混同了。求医的愿望和排斥的愿望重合在一起，于是病人被禁闭在某个奇迹显灵的圣地。大量迹象表明，驱逐疯人已成为许多种流放仪式中的一种。将病人交给水手是为了确保他不再在城墙下徘徊，确信他将远走他方，使他成为甘愿背井离乡的囚犯。但是，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的隐秘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另外的作用——净化。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病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病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因病人具有被囚禁在城关内的特许权，这种地位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变得非常现实：要排斥他就必须把他圈起来；因为除了门津之外没有其他适合他的监狱，所以他被扣留在那个渡口。他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边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边。这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地位。如果我们承认昔日维护秩序的有形堡垒现已变成我们良心的城堡，那么，病人的地位无疑至今仍是如此。水域和航行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里，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水域和疯癫长期以来就在欧洲人的梦幻中相互联系着。譬如，装成疯子的特里斯丹命令船夫把他送到康沃尔的丰边。当他来到国王马克的城堡时，这里的人们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他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人们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他洞悉一切平凡事物的秘密，因此他只能是来自另一个毗邻的世界。他不是来自有着坚固城市的坚实大地，而是来自永无宁静的大海，来自包藏着许多奇异知识的陌生大道，来自世界下面的那个神奇平原。伊瑟最先发现，这个疯子是大海的儿子，傲慢的水手把他遗弃在这里，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那些该死的水手带来了这个疯子！为什么他们不把他投入大海！”当时，同样的题材不止一次地出现。在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中间，它变成这样一个情节：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上，知识的海市蜃楼中或无理性的世界中。这叶小舟完全听凭疯癫的大海支配，除非它能抛下一只坚实的锚——一信仰，或者扬起它的精神风帆，让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到港口。16世纪末，德?朗克尔认为，有一批人的邪恶倾向来自大海；航海的冒险生活，听凭星象的指引，世代相传的秘密，对女人的疏远。正是浩瀚、狂暴的大海的形象，使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家园的眷恋。人落入了恶魔之手——撒旦的诡计海洋。在这个古典时代，人们多半用寒冷潮湿的海洋性气候、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影响，来解释英国人的阴郁性格。弥漫的水气浸透了人体的脉络和纤维，使之变得松垮而易于发疯。海因洛特（Heinroth）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浑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疯人船的时代刚刚过去一个世纪，“疯人院”的题材便出现了。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然而，新的要求正在产生：我千百次地举起灯笼，寻觅，在那正午时分……第二章大禁闭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众所周知，在17世纪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巴黎城中每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众所周知，绝对专制主义王权曾使用“密札”和专横的囚禁手段。但鲜为人知的是，人们的良心会鼓励这种做法。自皮内尔、图克、瓦格尼茨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半世纪中疯人受制于这种禁闭制度，他医院的病室或监狱的牢房，会被混杂在劳动院或教养院的人群中。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里的处境如何？为穷人、失业者、囚犯和疯人指定同样的归宿，其含义何在？正是在禁闭所的围墙里，皮内尔和19世纪的精神病学将会光顾疯人；而且让我们记住，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他）们又遗弃了疯人，同时却自吹“解救”了疯人。从17世纪中期开始，疯癫就同这个禁闭的国度联系起来，同那种指定禁闭为疯癫的自然归宿的行为联系起来。年这个日期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标志。在这一年颁医院的敕令。乍一看，这仅仅是一项改革——不过是一项行政管理方面的整顿。若干早已存在的机构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其中包括先王在世时被改建为武器库的萨尔佩特利耶尔，路易十三曾打算拨给圣路易骑士团作伤员疗养所的比塞特尔，“医院和较小的位于圣维克托郊区的收容院，医院、医院，以及它们的全部土地、花园、房屋和建筑。”‘对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这些机构必须接纳自愿来的或被政府和司法机构送来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必须保证维持那些无处安排但符合收留标准的人的最低生活、整洁外表和基本健康。这种责任委托给终身监理。医院里，而且在巴黎全城对那些属于他们管辖的人行使权力：“医院内外的巴黎所有穷人行使全权，包括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监理们还任命一位年薪一干理的医生。他住在皮梯耶，但每星期巡视各分院两次。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医院及其附属机构里，监理们应掌握着许多必要的、足以达到目标的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医院条例中不允许上诉。而且因为这些医院的干预，因此在按照这些条例的形式和精神严格执行条例时不管是否遭到反对或是否有人上诉。为了维持这些条例，绝不允许破例，任何司法辩护和起诉都无济于事。”‘们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皮内尔将在比塞特尔和萨尔佩特利耶尔看到的精神病人就属于这个世界。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正是王权将它完全置于市政权力之下。王国大赈济院在过去的救济活动中起了教会的和精神的调解作用。此时，它突然被取消了。国王宣布：“医院的庇护者。该医院是王室机构。它在各方面均不依赖大赈济院，也不依赖任何高级官员。它完全不受总改革机构的官员和大赈济院官员的指挥、巡视和管辖。其他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调查和管辖。”这个方案是由巴黎最高法院提出的。最初任命的两名行政长官是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检查官。但很快又增补了巴黎大主教、救助法院院长、警察总监和商人总监。从此，“大委员会”只起审议作用。实际的管理和责任则委托给选雇的代理人。他们是实际的统治者，是王权和资产阶级财富派到这个贫困世界的代表。法国大革命能够对此作证：“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最好的家庭中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把公正的观念和纯洁的意图注入他们的管理。”这种结构专属于法国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与其各种绝对专制主义组织形式相吻合，因此很快便扩展到全国。年6月16目的国王敕令，要求“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都建立“医院”。有些地方，地方当局早已这样做了。里昂的资产阶级早在年就建立了一个功能相似的慈善机构。图尔的大主教于年7月10日自豪地宣布，他的“城市有幸早已预见到国王的虔敬意图，甚至先于巴黎建立了一医院，其制度已成为王国内外随后建立的一切慈善院的样板。”图尔的慈善院实际上是在年建立的，国王曾捐助了四千红的收入。法医院。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外医院。虽然由于王权和资产阶级的合谋，教会被有意地排斥医院的组织之外，但是教会对这场运动并未袖手旁观。医院机构，重新分配了自己的基金，甚至医院极其相似的组织。圣文森改造了原巴黎最重要的麻疯病院——圣拉扎尔病院。年1月7日，他以遣使会的名义与圣拉扎尔“修道院”签订合同，此时后者正要接收“根据国王命令拘留的人”。虔诚信徒会在法医院。年出现在法国的圣约翰兄弟会首先在圣日耳曼区建立了巴黎慈善院，后在年5月10日迁到沙朗通。他们还掌管着距巴黎不远的桑利慈善院。该院是于年10月27日开设的。几年前，布永公爵夫人把位于梯耶里堡的玛拉德列利领地的建筑和土地捐赠给他们——这块领地是14世纪由香俊的蒂鲍创建的。他们管理着圣水、彭托松、卡迪亚和罗曼等慈善院。年，遣使会会上在马赛建立了一个机构，医院。18世纪，先后出现了阿门梯耶尔（年）、马莱维尔（年）、康城的真救主（年）等慈善院。法国大革命前不久（年），在雷纳开设了圣梅因慈善院。这种现象在欧洲具有普遍性。绝对君主制的形成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强烈复兴，在法国产生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性质，即政府和教会既竞争又勾结。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则具有迥然不同的形态，但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医院，禁闭所，宗教的和公共团体的机构，救助和惩罚的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是古典时期的一种现象：不仅这种机构是普遍的，而且其诞生也几乎是同时的。在德语国家，是以教养院（ZuchthAusern）的创建为其标志的。第一个教养院是于年前后在汉堡开设的，先于法国的禁闭所（除了里昂的慈善院）。其它的是在该世纪下半叶开设的：巴塞尔（年）、布雷斯劳’（年）、法兰克福（年）、施潘道（年）、科尼斯堡（年）。在18世纪，这种教养院成倍增加。莱比锡的第一所教养院是在年开设的。哈雷和卡塞尔分别于7年和年，布里格和奥斯纳布吕克于年，托尔高于年都先后开设教养院。在英国，禁闭的起源更早。年一项关于“惩治流浪汉和救济穷人”的法令就规定，每个郡至少建立一所教养院。为维持它们就需要增加一种税，但也鼓励公众自愿捐款。但是，看来这种措施很难付诸实践，因为几年后便决定认可私人兴办这种事业，无须医院或教养院，谁有兴趣谁就可以干。17世纪初，曾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凡未在自己辖区建立教养院的治安官均课以5英镑罚款；教养院应组织劳动，设置工场、加工厂（磨面、纺织），以利于维持自身，并使被收容者从事劳动；由一名法官负责决定何人应该送入教养院。这些“感化院”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们往往被它们所依附的监狱合并。而且这种措施也从未扩展到苏格兰。另一方面，劳动院则获得更大的成功。它们产生于17世纪下半叶。年的一项法令规定了它们的地位，任命了司法官员监督用于维持它们的税收和财政开支，并将监督其管理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名治安官。年，布里斯托尔的几个教区联合建立了英国第一所劳动院，并指派了管理机构。第二所劳动院是年在伍斯特建立的。第三所是同年在都柏林建立的。其后，在普利茅斯、诺里奇、赫尔和埃克塞特也相继设立了劳动院。到18世纪末，共有个劳动院。年的吉尔伯特法令使教区更容易建立新的劳动院；同时，治安官的管理权也得到加强；医院，该法令建议将所有的传染病患者迁出劳动院。经过若干年的时间，一个完整的网络遍布了欧洲。18世纪末，霍华德进行了调查。他遍访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监狱”。他的博爱之心受到极大冲击，因为他看到，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有证据表明，曾经导致我们称之为禁闭的古典秩序范畴急迅地、自发地在全欧变成现实的某种意义，甚至早在此时就已经不存在了。在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但是，在其起源之初，应该有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某种统一因素；从古典时期到由古典时期所引出的多种禁闭方式，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而对这种原则我们不能用“（法国）大革命前的丑恶感情”来敷衍塞责。那么，这一批人在一夜之间就被关押起来，受到比麻疯病人更严厉的排斥，这一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应忘记，医院自建立之日起几年之内就收容了六千人，约为巴黎人口的百分之一。无疑，随着时光流转，肯定会悄悄地形成某种贯穿欧洲文化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在17世纪下半叶突然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种情感突然将这类注定要住进禁闭所的人分离出来。为了让早已被麻疯病人遗弃的领域有人居住，他们选定了一批在我们看来其构成奇特的人。但是，那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种混淆不清的情感，对于古典时期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清晰表达的感受。我们应该研究的正是这种感受，这样才能揭示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理性支配的时代中人们对待疯癫的情感。通过划定禁闭场所，从而赋予其隔离权力，并为疯癫提供一个新的归宿——这样一种行动，虽然可能是一贯的和协调一致的，但并不简单。这种行动在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内把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新的工作伦理以及对一种将道德义务纳入民法的城市的憧憬组成一个复合体。这些情感观念都是在实行禁闭的城市及其结构形成时期出现的，虽然当时还比较模糊。正是它们赋予这种习俗以某种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时期感受和体验疯癫的方式。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按照古典时期的严格定义，所谓治安就是使所有那些没有工作就无以生存的人能够和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伏尔泰（Voltaire）将要明确提出的问题，早已被科尔伯（Colbert）的同时代人提出来了：“既然你们已经将自己确定为一个民族，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迫使所有的富人为所有的穷人安排工作的秘密吗？难道你们还不知道这些首要的治安原则吗？”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即，或者说，至少在人们以为它具有这种意义以前，之所以需要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在博爱主义想辨认出某种救死扶伤的慈善印记的地方，只存在对游手好闲的谴责。让我们回顾“禁闭”的最初时期。年4月27医院的创立。从一开始，该机构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实际上，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为消灭失业、至少消灭行乞而采取的各种重大措施中的最后一着门。年，巴黎最高法院决定搜捕乞丐，强迫他们在城市的下水道干活。干活时，俩俩铐在一起。形势很快就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年3月23日的一道命令要求“贫困的学者和其他贫民”必须离开该市，并禁止“在街上对着圣像唱赞美诗”。宗教战争使这种可疑的人群成倍增长，其中包括被逐出家园的农民、遣散的士兵或逃兵、失业工人、穷苦学生以及病人。当亨利四世（HenriIV）开始围困巴黎时，该城居民不到十万人，其中三万多是乞丐。17世纪初开始出现经济复兴。当时决定用强制手段来重新安置社会上漂泊不定的失业者。在年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中，命令在广场上鞭打乞丐，在胳膊上打上烙印，剪短头发，然后将其逐出该城。为防止他们倒流，年的法令规定，在该城各城关设立弓箭手队，禁止贫民入城。由于发生了三十年战争（一年），经济复兴的成效部丧失了，行乞和游手好闲问题重新出现。直至该世纪中期，由于捐税不断增加，生产受到阻滞，失业愈益严重。在这个时期，巴黎、里昂和鲁昂先后于年、年和年爆发起义。与此同时，由于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原有的劳工社会瓦解一7；随着大工场的发展，行会的权力和权利日益丧失，“总法规”禁止一切工人集会、同盟和“协会”。但是，在许多行业里，行会还是重新组建起来。它们受到起诉，但各地的最高法院似乎不以为然。诺曼底的最高法院就拒绝审判鲁昂的暴动者。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出面干涉和指控工人的秘密巫术集会的缘故。索邦神学院于年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所有参加这类邪恶团体的人均犯有“渎圣罪和永罚罪”。在严厉的教会与宽容的最高法院之间的无声较量中，总医院的创立当然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胜利，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纯粹消极的排斥手段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担了负担，但他们以付出个人自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年qZJ的敕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批不加区别的人：一群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归宿的人、一个被新的经济发展所排斥而漂泊不定的阶层。该法令在签发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在各街巷宣读。其中第九条规定：“我们明确禁止一切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在巴黎市区或郊区行乞。无论在教堂内外或居民门前、在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行乞均受禁止。……初犯者处以鞭刑，再犯者男性处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驱逐。”一年后，在年5月13日（星期日），皮梯耶的圣路易教堂举行圣灵大弥撒。翌日上午，民兵开始搜捕乞丐，医院各机构。在关于大恐怖的神话中，民兵被描绘成“总医院的弓箭手”。四年后，萨尔佩特利耶尔收容着名妇孺；皮梯耶收容着17岁的男孩98人、女孩人以及95名妇女；比塞特尔收容着名成年男子；萨翁涅利收容着8—13岁的男孩人；西比昂收容着名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儿。最初，有配偶者即使有困难也不准许被收容。管理部门受命向他们提供救济，让他们留在家中。但是，不久，根据马扎然（Mazarin）（13的特许令，他们可以住进萨尔佩特利耶尔了。总计起来，共有五千到六千人被收容。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闭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这场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甚至在西欧国家中最为疏远的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避免失业和减薪，贫困依然在英国蔓延。年出现了一个题为《为穷人而悲鸣》的小册子。据认为，它出自德克（ThomasDekker）之手。书中强调上述危险，指责公众的漠视态度：“尽管穷人的数量日渐增多，但各方面还在给他们雪上加霜；……许多教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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